英國人聽慣了美國人贊頌兩國“特別關系”的甜言蜜語，但上周他們聽到華盛頓發出了不同的聲音：美國人對英國外交安全政策的方向感到失望，因而抱怨連連。
　　第一聲抱怨來自美國駐聯合國大使薩曼莎 鮑爾(Samantha Power)，她說歐洲和英國削減國防開支的做法“非常令人擔憂”。第二聲抱怨是在一次背景情況介紹會上，一位美國高級官員向英國《金融時報》提出的，他指責英國“不斷遷就”中國。此前英國宣布計劃以創始成員國的身份加入中國牽頭的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AIIB)——這是打算和美國分道揚鑣了。
　　這兩個事件突顯出英美關系中兩個非常敏感的問題。其一，英國大幅削減國防支出，導致其作為美國潛在盟友的價值越來越低，對此美國日益感到焦慮。其二是兩國在如何看待中國崛起的問題上存在重大分歧。美國認為中國有意成為亞太地區的主導者，決心阻止這種局面。英國則希望集中精力與中國搞好貿易投資關系——它似乎安于置身場外，旁觀中美權力斗爭。
　　這些分歧使美國方面越來越萌生出一種想法——就如《華盛頓郵報》(Washington Post)的專欄作家安妮?阿普勒鮑姆(Anne Applebaum)本月早些時候所寫的——“英國歷史上對外交政策的興趣仿佛已喪失殆盡”。
　　的確，在戴維 卡梅倫(David Cameron)領導下，英國日益滑向了國際事務的邊緣。烏克蘭危機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卡梅倫政府提出，英國一直是歐盟(EU)內的一個重要聲音，支持對俄羅斯采取嚴厲制裁。但令人驚訝的是，最近與俄羅斯總統弗拉基米爾 普京(Vladimir Putin)舉行明斯克會談的是德國總理安格拉 默克爾(Angela Merkel)和法國總統弗朗索瓦 奧朗德(Fran?ois Hollande)——根本看不到卡梅倫的身影。
　　在利比亞危機中，英國的缺席也同樣令人驚訝。2011年，卡梅倫率先提出北約(Nato)應對利比亞進行軍事干預。現在利比亞陷入一片混亂，而英國卻顯得無動于衷。
　　削減軍事預算將使英國更難以在中東(或其他任何地方)發揮積極作用。但不同類別國防開支的削減方式也失于嚴謹。卡梅倫政府似乎決心要花巨資維持大國地位的象征——核武器與航空母艦，同時在能夠讓英國實際發揮力量的領域進行削減：陸軍和空軍。與此同時，在英國軍事開支即將要低于北約(Nato)設定的占國內生產總值(GDP)2%的目標時，政府仍承諾要將GDP的0.7%用于發展援助。這種姿態會備受西雅圖的蓋茨基金會(Gates Foundation)贊揚，但無疑會遭到五角大樓(Pentagon)的質疑。
　　如果英國全球影響力的這種下滑只是與首相的個性有關，那這可以被視為是暫時性的。但事實上，還有更深層次的因素在起作用。
　　阿富汗戰爭和伊拉克戰爭已經使人們對外部干涉是否明智以及軍事力量的作用產生了很強的戒心。2013年英國下議院投票否決了英國參與空襲敘利亞，就體現了這一點。受挫的卡梅倫對下議院說，這次投票反映了民意，“我理解”——引發這種共鳴的似乎遠不止敘利亞危機。
　　更廣泛來講，英國已經發生了一種代際變化。當今英國政界要人并非成長在那個英國仍自認為是世界主要大國的時代，因此，他們對英國在全球大事上袖手旁觀的形象不會感到憤憤不已。相反，當今日的英國大臣們舉目世界時，他們第一關心的是商業——如何吸引外國投資，如何找到新的市場——從政府為外交部設定的優先工作事項中就可看出這一點。
　　在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引發爭論之前，有一個事實就已經很明顯了：彼此不同的觀點，導致英國和美國對中國投資采取不同的態度。比如說，美國以國家安全為由，對中國電信設備公司華為(Huawei)設置了重重障礙，而英國卻對華為盛情相迎。近期訪華時，財政大臣喬治 奧斯本(George Osborne)稱贊華為是一家“了不起的公司……在英國前途無量”。一位美國安全分析人士譏諷地說：“英國與華為糾纏如此之深，到時候想甩都甩不掉。”
　　目前英國政界人士最先考慮的是重建經濟、控制政府開支。他們的壓力始終來自于增加養老金或醫療服務支出的需要，而非國防支出。卡梅倫會關心華盛頓方面發出的聲明，但他要準備參加選舉大戰——他知道選民們首要關心的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