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傳統文化以擅長治國自豪，其實說穿了不外乎"親賢人，遠小人"，也就是琢磨"人"，管"人"。比如，林達先生曾經打過一個比方，當開店的老板遇到營業員侵占營業款的問題時，中國老板的解決之道并不是僅針對這個問題本身規定什么措施和辦法，因為"規定也是要人來執行的"，所以要從"根本上解決問題"，深入到琢磨人的層次：挑選信得過的營業員；對營業員做思想工作等。千百年來，這種觀念已經根深蒂固，不可動搖。

　　而"不擅長治國"的洋人沒有從"根本上解決問題"的雄心，只關心怎樣把事情辦好。也就是琢磨"事"，管"事"。比如，對營業員侵占營業款的問題，美國人不關心營業員的道德，只關心如何使營業員拿不到錢，于是就發明了收銀機。所有現金都鎖在收銀機的抽屜里，只有營業員把銷售的商品名稱及數額輸入機器并算出金額，打印出單據時，鎖著的抽屜才會打開，收錢、找零。由于顧客最關心貨錢是否正確，營業員難以作弊。而機器一旦記錄在案，老板就能看到，營業員難以偷錢。

　　琢磨"人"是一種封閉式的管理機制，關注的是人的素質，重在選賢任能，把一切希望寄托于人內心覺悟、道德水準的提高，形不成系統的解決具體問題的程序和機制。因此，德治最后往往會滑向人治。而琢磨"事"是一種開放式的管理機制，關注的只是對具體的事情的管理，也就是辦好事情的程序和機制，即制度。因此，這是制度之治，也叫法治。

　　琢磨人和琢磨事的一個根本區別是，前者的管理對象是人，如果把管理的約束比做籠子的話，這個籠子"關"的是人，它制定了一整套涉及人生活的方方面面的道德規則體系，或禁止人們從事某種行為，或強制人們進行某種行為，從而限制了人們的自由，即"關"了人。但它卻不"關"權力，甚至為了提高管理的效率，反而給了權力最高的靈活變通性，期盼那些德才兼備的管理者能夠力排眾議，果斷專行，以達到最高的管理效率。而后者恰恰相反，它的管理對象是事，"關"的只是處理事情的權力，不會"關"人。比如，收銀機只"關"支配營業款的權力，但不"關"營業員。營業員除了控制營業款的權力受限制外，仍有干所有自己想干的事情的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