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底，方達醫藥、盟科醫藥和信達生物等多家內地生物科技企業相繼向港交所提交了上市申請，國內醫療健康企業或將迎來赴港上市潮。此前在4月，港交所拓寬現行的上市制度，以吸引新興及創新產業公司，包括允許尚未有收益或盈利的生物科技創新公司赴港上市。
在粵港澳大灣區的機遇下，生物技術在引領該區域發展中的重要地位日益凸顯，現代生物技術的一系列重要進展和重大突破正在加速向應用領域滲透，展現出巨大前景。“這個產業空間極為巨大，未來人們醫療、養老的需求很大，這個領域非常值得抓住機遇促進其發展。” CFDA南方醫藥經濟研究所標點信息副總經理徐小良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表示。
具體而言，香港研發能力較強，澳門則對中醫藥的研究處于領先地位，而廣東省幾座城市有較強的生物科技成果轉化能力和應用能力，還面對著內地14億人口的市場。港交所新出臺的政策也將為生物科技企業拓寬融資渠道，為其更好地解決研發時間長、成本高等問題。
不過，生物科技產業具有高風險和高投入等特點，對于投資者來說，還需要一定時間積累相關的知識和經驗，以對投資做出更準確的判斷。而對于企業自身來說，其技術是否過硬、技術含量是否夠高也將是挑戰之一。
優勢：高校人才資源豐富政策紅利凸顯
在畢馬威中國研發活動稅務服務主管合伙人楊彬看來，在推動創新技術發展上，尤其是生物科技方面，最主要的是要具備三方面的條件，人才、政策和資金支持。而大灣區內各個城市均可以發揮自身優勢，助力該產業的發展。“在大灣區內，優秀的人才資源比國內其他地區有更天然的優勢，不僅香港有5所排名世界前100的高校，華南知名的院校也都在廣州，人才的集聚優勢是很明顯的。在政策方面，粵港澳大灣區規劃也即將出臺，大家都正盼望著它的政策紅利能夠盡快到來。”他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表示。
香港具有雄厚的研發實力，在院校方面，根據美國科學信息研究院的基本科學指標，在臨床醫學研究的全球排名中，香港兩所醫學院均名列前茅。而香港眼科醫院、香港大學和香港中文大學是中國內地以外、首三間獲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批準在多個專科范疇申請中國藥物注冊的臨床試驗的機構。
從產業基礎來看，據香港創新科技署的資料顯示，香港目前約有250至300家與生物科技有關的公司，業務范圍主要覆蓋醫療保健、生物制藥、醫療器械等。其中有70多家公司在香港交易所及成長型企業市場上市，還有一些公司已在內地有豐富的營商經驗。
從政府支持角度來看，自香港創新科技基金(ITF)于1999年成立以來，共批出238個與生物科技有關的項目，總值5.09億港元，所資助的項目涉及生物信息學、分子診斷、藥物/治療發現和開發、生物制藥等。根據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公布的2017年施政報告，生物科技將是其重點發展的一大產業，政府將繼續投入精力和資源來促進創新和技術。
而廣東省也是生物科技的大省，在2017年印發的《廣東省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十三五”規劃》中，廣東提出要強化生物產業創新發展技術基礎，力爭到2020年，全省生物產業產值規模突破6000億元。徐小良在接受記者采訪時則表示：“單看廣東的醫療器械企業就達2000多家，產值過千億，在全國占比也不小。企業在珠三角也有集聚效應，具備了比較好的資源和基礎優勢。政府也有一定的政策支持，如針對創新醫療器械也開設了特別審批程序。”
以廣州市為例，根據廣東醫谷公司提供的《廣州市生物醫藥產業發展情況報告》(下稱“《報告》”)，2016年，廣州市生物與健康產業產值431億元，占廣州整體戰略性新興產業產值21.6%。自“十二五”以來，廣州市的生物產業年均增速超過14%，“十三五”期間，廣州力爭到2019年實現產值1300億元。其中，廣州在干細胞研究上實力較強，其相關產品市場規模在全國范圍內占比達34%。
此外，大灣區內其他城市也在積極規劃并推動發展生物科技業。6月20日，東莞在《東莞市重點新興產業發展規劃(2018-2025年)》中提出，其將布局生物保健，推動布局生物技術服務產業，推動國內外大型生物研究機構和企業在東莞發展。深圳也早已出臺了《深圳國際生物谷總體發展規劃(2013-2020年)》，旨在到2020年集聚10家以上的高水平醫學機構，成為全球的生物科技和產業園區。
值得一提的是，相較以往，生物科技創新企業的資金支持將更有保障。巴曙松在2018年5月撰文指出，投資生物醫藥企業時間漫長、代價昂貴且充滿風險，平均融資規模2.5億美元、產品推出時間為8-10年左右，年度虧損平均3000萬美元，上述特點決定了股權融資成為生物醫藥企業成長期的重要融資方式。
2018年4月中旬，港交所作出了重大改革，第一次允許生物科技企業在沒有盈利的情況下上市。“這為生物科技企業的融資開拓了新的途徑，更有助于企業的發展以及走向資本市場，將產品商業化。”畢馬威中國南方區首席合伙人施展芳表示。
此外，楊彬還指出，除了傳統的金融中心香港外，廣東的三大自貿區也是目前國內金融創新集聚的地區，目前已嘗試了多種跨境金融安排，可逐步將在自貿區內試點的融資模式推廣至粵港澳大灣區，以實現效益的提升。
挑戰：資本市場仍需積累經驗人才競爭激烈
不過，在大灣區內生物科技產業蓄勢待發之際，其也面臨著來自內外部的雙重挑戰。從內部來看，廣東省的生物科技產業仍需進行產業升級，香港新出臺的上市規則也仍需給市場一些時間積累經驗。而從外部來說，粵港澳大灣區還面臨著實力強勁的國內外競爭對手的挑戰。
廣東省雖然是生物科技發展的大省，但實力并不算最強。徐小良對記者表示，比起中國的其他兩個片區如長三角和環渤海地區來說，廣東省的醫療器械企業雖然不少，但是同質化問題明顯，技術含量相對低端，企業規模也不是很大。“佛山單單是生產牙科用的醫療器械企業都有兩三百個企業，技術含量不高。”他說道。
以廣州市為例，上述《報告》中也指出，在廣州市生物與健康產業產值中，醫藥制造的占比是63%，醫療器械占比則僅為8%，同時，醫療器械生產企業達461家，藥品生產企業119家。
此外，與傳統行業相比，生物科技行業呈現出高投入、高產出、高風險、高技術密集型的特點。以制藥為例，根據美國生物技術創新組織(BIO)貿易集團的數據，在2006年到2015年間，一款候選藥物由一期臨床試驗到最終獲得美國FDA(食品藥物管理局)批準并上市的成功率僅為9.6%，其中最大的創新瓶頸之一是從中期的第二階段試驗發展到大規模的第三階段研究，這一過程的成功轉化率只有31%。
因此，從投資者的角度來說，港交所提出的新的上市規則的確將提供更多的投資選擇，但生物科技研發成果在轉化落地的過程中也存在著較高的風險。這意味著投資者將需要專業分析師的幫助，協助理解臨床試驗數據以分析其投資成功的概率。摩根大通(JP Morgan)亞太投行業務董事長Brian Gu表示：“由于香港此前從未允許未實現收益的生物科技企業上市，因此，市場需要一定時間積累知識和經驗，香港才能成為該行業的真正的投資中心。”
同時，在人才引進方面，除了要吸引高端人才外，還需要重視對基礎研發人員的引進和培養。楊彬對記者表示，生物科技的人才需求是多層次的，有研發的、實驗的、產業的等等，尤其還要重視引進和成果產業化相關的人才。“目前很多生物科技企業還是處于自己埋頭苦干的階段，復合型的人才并不是特別多，以后在大灣區內，人才是否能招得進來、留得下來、還能和企業一起發展，這將是企業需要思考的問題，也是持續的挑戰。”
從外部來看，粵港澳大灣區生物科技的發展面臨的還有來自國內其他地區和以及世界各國的競爭。如長三角、環渤海是國內生物醫療實力強勁的兩大區域，美國的波士頓地區和舊金山灣區也被認為是美國的生物科技創業中心，集聚了高校資源和風投資金等。2016年，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數據顯示，其向波士頓地區生物科技研究贊助的資金達10.55億美元。據咨詢公司CB Insight的MoneyTree報告顯示，同年該地區獲得的風險投資交易數達78筆，總額30.6億美元，在美國處于領先地位。
楊彬則對記者分析稱，雖然深圳在過去很長時間對全國甚至全世界的人才都有很強的吸引和拉動作用，尤其是在互聯網產業，但是對于新興的生物科技產業而言，大灣區需要在短期內迅速地聚集人才，目前其正面臨著內外兩層的壓力。“而生物科技產業的人才和互聯網產業人才不同的是，他們需要盡可能地減少后顧之憂，才能安心地投入到研發工作上去。所以在大灣區內，更需要為他們提供全方位的配套安居服務。”（來源：21世紀經濟報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