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戰以后，日本經濟實現騰飛，被稱為“日本奇跡”。近年來，大家已不大談“日本奇跡”了。可日本仍掌握大量核心技術，仍是世界上人均壽命最高的國家，且多年來一年獲一個諾貝爾獎，這都說明曾經的“奇跡”一直在產生后續效應。可見“奇跡”何以可能，仍是一個需要探討的問題。
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美蘇對峙的國際形勢是顯而易見的原因，日本企業因而獲得源源不斷的軍需訂單，從而為戰后日本經濟的恢復提供了強有力的刺激。同樣值得注意的是，出于抑制日本并與蘇聯對抗的考慮，美國一直以其核力量和海軍、陸軍保護日本本土和海上航道。這意味著，日本得以將大量經費從高額國防開支中轉移出來，為其工業和技術發展提供更多資源。晚至經濟早已“起飛”的20世紀80年代，日本年均國防開支僅116億美元，而同一時期法國、英國、西德為210至240億美元，美國更高達2390億美元。按人均計算，1983年每個日本居民只需為防務支付98美元，而英國人為439美元，美國人為1023美元。
而要知道不那么直接卻可能更重要的原因，還得回到德川時代（1600年至1868年）。西方人對德川時代日本有過嚴厲的批評，如德川幕府迫害壓制基督教，實行閉關鎖國政策，從而自閉于世界潮流，在孤立狀態中停滯不前。但事實上，閉關鎖國政策的執行并非嚴格，日本并沒有停滯不前。盡管與外界相對隔絕，被日本人稱之為“蘭學”“洋學”的西方學問因長崎繼續對荷蘭人開放而源源不斷輸入，哥白尼日心說、牛頓力學和西方醫學都于18至19世紀引進日本。也在這一時期，中國精神文明的最新成果陽明學乃至一般意義上的明朝文化在日本得到了廣泛傳播和消化吸收，使日本人的心態變得更為入世。這對明治以降的工業化、現代化運動有促進作用。
由于幕府實行中央集權制，德川時期日本相對和平穩定，人民免于戰亂，得以專心致志從事經濟活動。德川時期，日本耕地面積翻了一番，灌溉面積也擴大了，同時還引進了新的農作物，采用了先進的集約施肥法和改良農具，逐漸形成了一個以大阪和江戶為中心、包括與各藩和邊遠幕府領地進行貿易的統一經濟體系，第一次實現了全日本范圍的經濟一體化。此外，教育基礎設施的增加，更使武士成為有文化的階層，使其在和平時期無須履行軍事義務時也能執行文職任務。不僅武士，社會底層人士也廣泛享有受教育機會。結果，日本人受教育程度在前現代時期便達到非常高的水平，德川晚期日本男性識字率竟高達45％。
經濟發展必然導致人口增長。1500年至1750年，日本人口翻倍，從1600萬增加到2600萬至3200萬。德川日本的城市化進程尤其值得注意。高度工業化的當代日本當然已高度城市化，但這并非全是所謂“日本奇跡”的結果。在18世紀初日本與外界仍相對隔絕時，便出現了大得驚人的城市。研究表明，德川時期日本城市化進展迅速。據一項統計，1700年前后江戶（東京）約有100萬人；據另一項統計，江戶有130萬人，超過巴黎和倫敦，為當時世界上最大的城市。貿易中心大阪和京都也各有多于40萬人口，更有遍布全國的10萬人以上的城堡型城市。及至1853年美國“黑船”叩關被迫打開國門前夕，日本城市人口已相當可觀，之后還有大幅度增長。事實上，18世紀晚期日本15％～20％的人口已城市化，城市化水平高于同時期的歐洲。
同樣值得注意的，還有日本的地理位置。日本離亞洲大陸既不太近，也不太遠，能方便地吸收利用大陸的先進文明和技術，卻基本上沒有被軍事征服的危險。13世紀，忽必烈（及其屬國高麗）大軍曾試圖入侵日本，結果日本方面以天時地利躲過了一劫。日本氣候條件也非常好，降雨充沛，年降雨量可達1700毫米（比較：北京540毫米、南京約1000毫米、上海約1100毫米、巴黎約600毫米、倫敦約600毫米），基本上沒有干旱的問題。因有海洋的調節，日本氣候屬于海洋性溫帶氣候，夏季不熱，冬天也不太冷。因國土狹長，無大江大河，再加緯度較高，不容易發生洪澇災害，故而森林覆蓋率高，處處綠草如茵，十分宜居。此外，日本可耕地面積占國土總面積比例盡管不大，但所種糧食作物主要為水稻，非常高產，再加上精耕細作的傳統，歷來都能提供大量農業剩余產品，養活大量人口。結果是，日本人口數量在明治維新前便已相當可觀，人口密度也非常高，而在工業革命前，人口規模和密度都意味著經濟活力。
最后得討論一下外來文化所起的根本性作用。研究者們意識到，地理位置有利于日本發展一種獨特的混合型文化。日本離中國大陸很近，足以從先發的中華文明中獲益，如水稻種植和冶金技術等重要的文明要素在大約3000年前便由中國傳入日本。但日本又可以說離大陸足夠遠，不易受到不斷侵擾中國的游牧民的攻擊，同時還能選擇、吸收大陸的先進文明。自6世紀始，以儒學和中國化佛教為主要內容的精神文化開始大量進入日本。佛教在朝鮮扎根后再傳到日本，成為日本文化變革的媒介，起到了類似于中世紀基督教在日耳曼人和斯拉夫人中所起的作用。新宗教意味著新的生活方式，僧侶、學者、教師、工匠不斷從朝鮮和中國渡海而來，不僅帶來新的觀念和新的生活方式，也帶來了中國的文字、語言、文學和藝術。與此同時，一批又一批日本人來華留學，成為華夏文明的皈依者。回國后，他們在文化和制度變革方面起到了重要的推動作用，最終發生了著名的大化改新。
始于646年的大化改新以唐朝為模式，試圖全盤移植中國政治制度。此后，日本政經制度與中國官僚帝制雖差別甚大，但各方面都打上了不可磨滅的中國印記，甚至在土地所有制和稅收方面也采用了中國制度。文明移植影響深遠，日本因此從6世紀前的氏族制社會一躍成為7至12世紀的貴族官僚國家，之后雖暫時封建割據，但及至德川時代，再次躍升為一個中央集權制君主國，與西歐17至18世紀中央集權制君主國類似。最后，明治維新后日本以現代民族國家的面貌登上世界舞臺，在日俄戰爭中獲勝，令西方刮目相看。
唐朝衰亡后，日本雖不再大規模遣留學生來華，但對中國文明的吸納并未結束，而在通商及其他交往中繼續接受中國文化的熏陶。日本引進中國文化并非照單全收，而根據需要有選擇、有拒絕，也有創新。比如日本人以漢字為基礎創造了假名。再比如對于儒學，日本更強調“忠”，對“孝”并非那么重視。至于佛教，也加以本土化改造，同時發展原有的神道教。
總之，20世紀日本經濟得以騰飛有多方面的原因，只有分析其中的深層原因，才有可能理解當年的“奇跡”何以產生如今的后續效應。
